假如时间可以代表一个城市，那么1935年一定属于遵义。这一年，遵义因为一场会议改变了历史，因为一场会议永远被写进了历史。
2015年9月，我第一次来到遵义这座注定写入党史的城市。下车后，一种莫名的冲动迫使我急切地走进位于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旧址。虽然秋雨已洗尽这旧址中的尘埃，但历史的沧桑感却显得格外厚重，我没有急于攀上当年开会的那幢二层小楼，而是走进了遵义会议陈列馆，试着去感知那场会议召开前的历史风雨，生怕遗漏那些不曾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。在走进旧址的二楼后，我更加感受到这个改变我党命运的小楼背后的那些狂风和雷鸣。
1934年11月，猩红的湘江，中央红军一战十去六七，以致江边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一草一木一忠魂，一山一石一丰碑，多少先烈血洒疆场，多少英豪魂归湘江。对视陈列馆内湘江战役的巨型画幅，这厚重血腥的一幕，让我不禁联想，如果红军能抓紧时间轻装急进，则可在一昼夜间渡过湘江；如果11月27日，趁着广西全州以南至兴安的几十里湘江依然空虚，在一两天内快速过江；如果过江时能够扔掉那些毫无价值的辎重。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回忆：“趟着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，回头看时不禁热泪盈眶，他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小红军，肩上还扛着一架油印机。”然而，毛主席这位卓越军事家也因“王明路线”的受到了不公正待遇，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，面对这惨烈的一幕，也无能为力。太多的“如果”，假如有一条“如果”成为现实，我们的党和红军也不会遭受如此这般，但历史不容假设，我深知，这些“如果”都是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进而产生的不甘。然而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只是表象，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路线的失误，五次反围剿以来，面对强敌压境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撤退时的右倾逃跑主义，以及更深层次的未能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，教条照搬苏联红军斗争经验，才是造成血洒湘江的根本之原因。一批一批将士倒下来，一批一批又往前冲，我想此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，年仅27岁的党的第一负责人博古，不知是否还有当初的自信？共产国际倘若能够在此时此刻与中国国内取得联系，会不会觉得对他这个全无军事斗争经验年轻人的任命是如此荒谬，而那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“洋顾问”，会不会……。一切假设和疑问，在历史的车轮下碾过，终归一声叹息。
回望中国历史，真理从来不是天生的，从战国时期“连横合纵”军事路线的对立，到”三国时期”的诸葛亮、张昭的联吴抗曹与投降曹魏之争，再到晚清国父孙中山与康有为“革命”与“保皇”的救国之争。一次次的证明了真理往往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论证、斗争，才能最终确立。
面对湘江惨败，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怀疑，那么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则为此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。通道会议，中央自五次反围剿来首次采用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放弃会合二、六军团的原定计划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；黎平会议，中央政治局在组织上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；猴场会议，中央又一次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主张，继续按照前两次会议的决定向遵义方向挺进。在陈列馆内，从这三次会议的简介和图片中“穿”过的我，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，一场伟大的会议，是历史必然的客观选择。
遵义会议，在主要左倾领导人仍固执己见，片面强调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的客观原因，仍不能清醒深刻反省，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特定环境下的政治因素。毛泽东主席的一番总结引起共鸣，说出了多数共产党人压抑许久的肺腑良言，一个崭新的军事路线和领导权也随之呼之欲出，进而才有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夹金山、激战腊子口……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起点，一个伟人。
时过境迁，故事已去八十六载，“自古英雄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”，对于一个政党如此，一个伟人更亦如此。否则怎会见如此胸怀的辞藻：
七律·长征
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
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
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
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
思绪过后终平静，六年前，站在屋内的窗户旁，仰望着遵义城蓝白镶嵌的天空，六年后，闭上眼，依旧能够感到，那些旧桌椅和窗外的老槐树，向一代代后人讲述着那里曾经发生的一切。
文/臧啸洋
